长心兰

　　侠的存在是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，历代或多或少都对“侠”有着一定的理解和诠释，上溯先秦下讫明清，侠文化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风貌和人格精神。时至今日，中国的“侠”已然成为一种完整的、独特的人格文化。然而深入探究中国侠者人格的核心，我们不难发现侠者人格与儒家理想人格存在密切的联系。

　　一、侠的文化内涵

　　《说文》有云：“侠，俜也。”然而中国文化中的“侠”绝非仅仅存夹持、孤单之意，更多的是满腔孤勇、一往无前的豪情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有载：“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‘子好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’”

　　而司马迁作为最早为游侠立传的史家，他重视游侠的侠义观念和道义精神，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评判道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“侠”的行为观念和人格精神进行概括。

　　这里司马迁已经指出了“侠”的人格精神的三个方面：“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”言行一致的品质和责任感；“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”为知己、为道义甘愿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；“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”谦逊、恪守本心的道义观念。

　　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司马迁又从仁义两方面对侠者精神作了总体概括：“救人于厄，振人不赡，仁者有乎；不既信，不倍言,义者有取焉。”他将游侠的行为进一步上升到“仁”、“义”高标而赞之，虽然他多是就汉代游侠而言的，但这在后世逐渐成为了历代侠者稳定的精神特质。

　　二、儒家人格理想

　　“仁”是儒家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，但是“仁”的范围既广且深，如何准确表述、落实到个人的具体修养上呢？于是儒家塑造了“君子”的人格。

　　“君子”一词，广见于先秦典籍，其中以儒家经典《论语》为最。儒家在《论语》中对君子的论述，不仅限于“君子”一词，如“士”“仁者”“贤者”“大人”“成人”“圣人”等值得世人推崇的人，都与“君子”相关。

　　《论语·宪问》中有一段话讲人格修养的标准：“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‘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’曰：‘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’”

　　这里的“成人”，也可以解释为全人、君子，指一种人格理想。子路问怎样才算全才，孔子以臧武仲、孟公绰、卞庄子、冉求为例，提出了几点要求：高度的智慧；良好的涵养；勇敢、侠义的品格；最后才是文化修养和礼教修养。

　　当然，从古至今，能够完全达到上述要求的人着实凤毛麟角。于是孔子话锋一转，又点出了“必然”的几点：“见利思义”，即使利益当前，也要考虑是否符合道义；“见危授命”临危之时，亦要凛然负起责任；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平生所言所诺，纵使久经时日，亦要言行如一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“君子”寄托了儒家所向往的所有的崇高品行，正是儒家理想的人格典范。而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，也含有一定的侠者人格的规范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，侠者人格是君子人格的衍生和变态。

　　三、“侠”与“君子”的关系

　　儒家思想道德文化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，对中国思想土壤的影响根深蒂固，故而侠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，也无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。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正是在这样浓厚的儒学氛围下，才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侠文化，侠者人格。侠者的首要品格就是趋人之急，赴士厄困，赈人不赡先从贫贱始；以德报怨，厚施薄望；存亡生死，不爱其躯。故侠者人格体现着儒家“仁义”道德之高标。

　　1、侠者与君子之仁

　　《论语·述而》记述：“冉有曰：‘夫子为卫君乎？’子贡曰：‘诺，吾将问之。’入曰：‘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’曰：‘古之贤人也。’曰：‘怨乎？’曰：‘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。’出曰：‘夫子不为也。’”

　　孔子的弟子冉有担忧孔子想做卫国的国君，子贡听了他的怀疑决定前去询问，与老师孔子的一问一答间，尽显孔子的志向与气度。子贡问：伯夷、叔齐二人为了道义不肯当国君，最后饿死了，他们会不会埋怨？孔子却回答说：求仁得仁。

　　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也记载了孔子的另一句关于成仁的话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
　　把维护自己心中的道义当成最高的追求，甚至可以为此而不惜牺牲一切，包括生命，无怨无悔。这与侠者的人格精神是相通的。曾国藩曾在《劝学篇示直隶士子》中写道：“侠者轻死重气，圣贤罕言及此，然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坚确不移之操，未尝不与之相类。”

　　2、侠者与君子之义

　　《论语·里仁》有言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即君子行事处物的准则就是义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只问行为本身正当与否，义所当然之事则为，与义相违之事则不为。另有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一则，即与君子谈事情，他们只问道义上该不该做；跟小人谈事情，他们只想到是否有利可图。

　　孟子也讲义：“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与侠者的“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正可谓仁之所至，义所当然，舍身取义，杀身成仁。

　　章太炎《检论·儒侠》篇认为，儒家之义如“杀身成仁”，儒家之用如“除国之大害，扦国之大患”，都是“任侠之雄所兼具的。”可以说，儒家提倡的“仁”、“义”，并为此而不惜生命的思想培育了侠者的侠义观念和重义轻生、不爱其躯的人格精神，侠者亦成为儒家思想的实践者。

　　3、知其不可而为之

　　除了“仁”与“义”，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其他方面对侠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亦有重大影响，在笔者看来其核心便是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。

　　《论语·宪问》有载：“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‘奚自？’子路曰：‘自孔氏。’曰：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’”

　　可以说，这一则几乎带了浪漫色彩。子路在石门处过夜，早上城门开了，守门人问他从哪里来，子路回答说：从孔子的家乡处来。守门人说：是那个明知前路不通，却执意往前走的那个人吗？

　　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不仅需要“仁”与“义”作为坚实的基础，还需要勇气，需要智慧，需要决断，需要一往无前的气节与豪情。这也使得侠者人格带上了浪漫的色彩，像是“振人不赡，先从贫贱始”；像是“千里诵义，为死不顾世”；像是“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”……

　　知其不可为，然而为了心中的道义，为之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儒家的人格理想对侠的侠者观念的形成、人格精神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，在历代的积累中逐渐成为侠文化的重要内涵，使得中国的“侠”成为一种完整的、独特的人格文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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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以前的作业，还挺有意思的。